糜子有粳糯之分，粳性称糜子或硬糜子，糯性称为黍子、粘糜子或软糜子，糜子脱壳后，粳性称为糜米、黄米或大黄米，糯性称为粘黄米、黍米或软米。因为地域的差异，不同区域的中华先民对糜子也有着不同的称谓，“黍、稷、穄、糜”就是不同区域的糜子称谓。秦代李斯的《仓颉篇》中写道：“令穄，大黍也，似黍而不粘，关西谓之糜”。东汉班固在其撰写的《汉书》中写道：“河南曰豫州，其谷宜五种即黍、稷、菽、麦、稻”。
糜子的读音也颇有争议，在全国糜子主产区的农户以及糜子科研领域的科研人员口中，糜子皆读为mí zi，而在新华字典中将糜子注音为méi zi，这一读音导致很多与糜子朝夕相处的人反而不知其为何物。
选择并培育农作物是人类迈向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所有重要文明的诞生都与人类发现并栽培的作物，即赖以生存的谷物有关，探索糜子的起源和种植历史就是探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历史，在今天看来，如此普通的糜子却曾为华夏的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东北的大地湾遗址，是我国西北地区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考古人员在其编号为H398的灰坑里发现出土的炭化糜子，也就是黍，它不仅是中国首次考古发现的糜子遗存，而且表明西北地区最早种植的粮食作物为糜子，同时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时间上推了1000年。
在中国黄土高原和长城沿线的干旱风沙区，到处是丘陵沟壑，土壤瘠薄，糜子的生长特点与这里的降水规律恰到好处的吻合，因而得到广泛种植，是全国糜子优势产区。考古人员在陕西省神木市石峁遗址、木柱梁遗址和神疙瘩梁遗址，榆阳区寨峁梁遗址，横山区王阳畔、杨界沙遗址等地，也发现了距今约4000多年的糜子遗存，表明陕西榆林在龙山晚期到夏早期糜子仍然是这些遗址先民的主要食物，这里也成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新窗口。通过对这些遗址已有农作物遗存的分析研究，揭示出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800年，糜子是榆林北部地区主要种植作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榆林地区我们目前开展过植物考古，我大致统计了一下有十多处遗址，这十多处遗址全都出土有谷子和糜子，没有一个例外。”
万年前，糜子的食用价值率先被北方黄河流域地区的先民驯化和利用，这种植物从此便不再是干旱田埂里可有可无的杂草，而是被种植在中国史前人类聚集地周围的重要食物。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华夏先民对糜子的认知，渐渐超越单纯食物范畴，那时，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长期碰撞交融，糜子作为重要军粮和干粮被先民利用。在缺少坚固材料的当时建造防御性建筑——长城，在墙体的关键部位，先民们用糜子壳和秸秆或米汤掺入泥土中，反复夯筑，以增加其硬度，最终建起犹如钢筋混凝土般的墙壁，形成 护佑后世子孙的坚固堡垒。
驯化种植糜子并传播，是人类寻找生存之路的途径，这种探索充满未知，今天我们能够讲述的只是考古的结果。糜子经历了一万多年大自然的优胜劣汰，至今在北方地区，在长城沿线五谷杂粮中仍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它不选择地势，不苛求水肥，即使在陡峭贫瘠的山坡上亦能顽强地生长，更能忍受别的作物无法忍受的煎熬，成为抵御饥馑的法宝。在它的养育之下，华夏先民学到了顽强，战胜了饥饿，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
来源：榆林传媒中心《瞭望周刊》栏目
本期编辑 李宁 校对 李彩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